己亥末,庚子春,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了全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美术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疫情防控系列部署和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按照省文联的布置安排,扎实开展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闭馆期间,大家虽然不能前往美术馆进行参观学习,但是艺术会一如既往地围绕着大家,我们以线上的方式,为广大美术爱好者们开展一系列的展览、公教等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期,我们梳理了历年来组织的各类公教讲座,精挑细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进行文字整理,让广大美术爱好者在宅家抗疫之余,也能进行研究、探讨和学习。此次我们将在四川美术馆举办的《循道·惟新——第二届西南青年版画创作推动计划展览》期间,著名版画史论家齐凤阁先生开展的《历史性收藏与被收藏的历史——神州版画博物馆藏品里的中国版画史》讲座内容进行了文字整理,以分列四期的方式对广大美术爱好者们进行展现。
神州版画博物馆简介
1992年5月,在四川美术展览馆落成的同时,由李桦、古元、李少言等新兴木刻元老发起共同倡议成立神州版画博物馆,内设于四川美术展览馆(四川美术馆前身)。神州版画博物馆是全国第一个以收藏、展示中国现代版画作品,研究、推广中国现代版画史和版画理论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博物馆。至今,已收藏中国现当代版画近一万余件,堪称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版画史馆藏体系,具有不可复制的学术研究价值。
四川美术馆(新馆)三楼神州版画博物馆常设厅的日常展览陈列
第三期内容
建国后三十年的版画发展
建国后30年的版画实际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建国后17年(1966年为止),再一个就是文革十年这么两大阶段。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那么文革版画也是中国版画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
建国初期版画发展一改解放前的地下状态,好多版画家都走上了领导岗位,特别是从解放区来的版画家,包括咱们四川版画,李少言先生和牛文先生都是解放区来的革命艺术家。版画登上了大雅之堂,中央美院首先创立版画系,然后其他美术院校也相继建立,在这17年间培养出很多版画家。所以我说建国以后版画的语境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建国前的版画以社会批判为主,表现出来一种偏激的功利性、革命性、政治性的话,建国以后的版画就从功利型转向了审美型,同时又继承了新兴版画的革命传统。这一时期的版画,在内容上是以歌颂的基调,在形式上出现了雅化趋势,以审美愉悦为主调,这一切都基于两个改变——接受主体的改变和创作主体的专业化。原来版画的接受主体是延安的农民、部队的战士,而建国以后是市民、知识分子和美术爱好者。这种接受主体的知识化、市民化要求版画家进行改变。而这一时期创作主体更加专业化,有的版画家到了院校任职,有的在美协任专职画家,稳定的生活让他们有时间去加工作品,让创作向着更高的境界迈进。
首先我们看王琦的《北海之春》和牛文先生的代表作《东方红·太阳升》,牛文先生这个时期也是在传统的复制版画基础上去变化,画面明朗,通过黑白对比和刀法的变化,发展出一种写意的抒情性,在1959年确立了他的个人风格。
牛文《东方红·太阳升》黑白木刻
李桦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征服黄河》,表现人民大众社会建设的伟力,这种大场面和一层一层的人物,李桦通过阳刻阴刻的结合表现得非常有层次感。
这是我们四川画家吴强年的《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我写版画史的时候说他主要以肖像版画见长,在四川的版画家里他也是肖像版画的代表画家。这件作品版画家通过支书紧握的双手,表现那种坚毅自信的性格,前面的笔记本和钢笔说明他是一个有文化的基层大队干部,后边的草帽说明他不像现在有的基层干部不到田里去不干活,所以这是当时千千万万的大队支部书记的典型概括。当时我们讲典型化,这是塑造肖像雕刻的一个重要手法。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李焕民先生的《攻读》。我们四川的牛文先生和李少言先生是从解放区起步的中国第一代版画家,而李焕民先生就算建国以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版画家,而且他是那一代版画家中最出类拔萃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李焕民先生的作品大多表现藏族题材,一生进藏几十次,最长的时候待到九个月,这种在生活上下的功夫现在可以说无人可及。焕民先生曾经跟我讲,他主张一件版画不要过多地用刀,顶多用三件,一般是两种刀,但是这件作品人物脸部他先后刻了六遍,全是组合的刀法,每组单独看都具有审美功能,这就是他一个新角度。
这是山西的版画家董其中的《山村秋景》,董其中是在吸收民间艺术营养,把民间语言雅化、提升到专业水准的一个代表性版画家,包括王琦的《晚归》,力群的《黎明》,都是这种雅化风的代表作品。力群先生后来写文章说到,套色版画不要向油画看齐,色版要少,以少胜多,用最少的版表现最好的效果。李焕民先生在他创作《初踏黄金路》的时候苦苦寻找人物形象,将他们升华成艺术,包括画面的曲线和人物关系,特别是色彩的运用,这种金黄的色彩与主题相应,绝对的经典之作。
北大荒版画第一代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晁楣的代表作《北方的九月》。他把北方成片的红高粱搬上了画面,这种火红的色彩在当时的套色版画上本身就是突破。
李少言的《破路》,艺术家采取这种宽银幕式的构图,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天空那种阴刻的光焰般的感觉,包括歪倒的电线竿子,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去表现的,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重大历史题材,尺幅并不大,这件作品也才25×75厘米,但表现的场面却很大,说明中国版画到这个时期已经很成熟了。这个时期还有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水印木刻的兴起,当年以江苏搞的最多,北京也搞,四川也搞,但是同样在四川,比如李少言的这张《老街新貌》跟吴凡搞的就不一样,他是以风景为主,构图上又拉到近景,这样的角度,这个题材,我没有见过第二张这样创作的。
吴凡先生的《蒲公英》这件作品影响太大了,吴凡先生的画面充满了文人气质,吸收了一些古代笺谱的因素。
1975年徐匡先生的《草地诗篇》,我们知道“把素描因素引入到版画”的不止他一个人,但是他把这种手法推向了极致。文革后期很多作品都还受到文革模式的影响,但是《草地诗篇》选择表现了当年知情下乡所怀揣的虚幻理想。从艺术上看,徐匡先生在那个年代对草地的处理无疑是成功的。
接下来是我们新兴木刻的老先生丰中铁的黑白风景版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刻了好多这一类的巴山蜀水,将风景、建筑、桥梁、交通结合起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今天来看,丰中铁的黑白风景版画占据了一个制高点,他学习传统山水画的构图,而且完整的画面还能能够局部成幅,每一个局部拿出来都是一幅画,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山水画。当年我去他家看到,他的刀是自己用缝纫针制作的,像钢锥一样。丰中铁先生是四川本土最早参与木刻创作的新兴木刻运动先驱,据现有史料来看,四川本土的现代版画创作始于1936年,而丰中铁1936年从上海回到四川以后就已经开始搞版画了,1937年春他和刘鸣寂成立了重庆木版画研究会,1938年10月至1939年7月全国木刻协会在重庆期间他们也是负责人,所以新兴版画运动上,丰中铁先生是有独特贡献的。
来源:公共教育部